2019-04-19「三民主義」的時代意義

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

(親民黨主席宋楚瑜)

    回顧過去這一個多世紀以來，整個世界經歷了「意識形態時代」的試煉與震盪，走過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漫長蛻變過程。在這段痛苦的轉型期中，各界長期爭執不休的問題，主要有兩大層面：一是制度典範要如何變革更張？二是文化道傳應如何調適安置？總而言之，也就是「我們該往何處去？」的問題。

    過去，曾對中華民族前途提出見解主張者，不勝枚舉，其中也不乏頗有見地者，但是我們從現代的角度來看，絕大多數思想家都未脫「救亡圖存」的範疇，而侷限於「致富強之道」的層面上。唯有  中山先生能夠超邁古今，放眼天下。他的三民主義固然是迫切實用的「救國主義」，但是他的眼光與思維卻更超越了當時「中國」一時、一地的問題，而把三民主義的終極目標不僅定位於「以建民國」，更在「以進大同」。正因為他的思想深具前瞻性與全面性，因此乃能歷久而彌新，放諸四海皆準，至今仍是海峽兩岸一致推崇的偉人。

何謂「三民主義」的時代意義？

民族傳統、國際責任

   「民族主義」簡單來說乃是「民族傳統」與「國際責任」， 也就是英文說的National Heritage與International  Responsibility。

   當冷戰結束，意識形態鬥爭趨緩後，民族與宗教問題，再度成為衝突的主要來源。1991年開始，維持了八、九年的南斯拉夫種族衝突；以及東、西德統一之後，發生一連串仇外攻擊事件，都是因為民族主義未能健康發展的結果。一般而言，民族主義具有若干排他性，很容易誤入種族主義的偏狹歧路而難以回頭。但是 中山先生卻以其寬大的胸襟與世界性的眼光來闡揚其「己所不欲、勿施於人」、「己立立人、己達達人」的民族平等理念。因此推翻滿清後，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族主義既不強調漢民族的優越性與精純性，甚至還曾批評「漢族沙文主義」自尊自大的心理傾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把民族主義的重心，放在恢復傳統文化中的固有道德、知識與能力之上，並要求大家虛心學習歐美長處，不要故步自封。

   事實上，  中山先生的思想既是源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一脈相承的道統，又不拘泥於中西學說或古今道理，完全以是否合於現實需要？是否合乎世界潮流？來決定其思想主義取捨的標準。因此能夠融合中西，集其大成，並且使許多西方現代理念，透過他的思想著作，自然接枝在中華文化的基幹上；既使西方現代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中國化，也使中華文化注入新血，從而更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與活力。

   尤其最令人感佩的是，  中山先生在國家處境最艱困、國勢最衰弱的時候，仍一再提醒國人，應善盡我們對世界的「大責任」，並在民族主義中特別強調，未來國家強盛後，要發揮「濟弱扶傾」的「王道精神」，使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。這種「世界大同」的精神，亦正是當今國際上所亟須建立的共識。事實上，近年來，已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注意到，許多全球性的問題，例如：氣候變遷、人口老化、糧食不足、環境污染、生態保育等等，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所能獨力解決的，而有賴全面性的國際合作。而這種「先進」的國際合作觀念，  中山先生早在民族主義中就已再三強調了。

民主制度、現代政府

  「民權主義」，我認為可簡述為「民主制度」與「現代政府」；相當於英文的Democr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和Modern Governmemt。民主真正的含義，其實歸根究柢就是以民為本、以民為尊，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。    

   清末論政者，雖也有「立憲」或「設議會」的主張，但他們大多是把這些民主政治的形式，當作救亡圖存手段。唯有  中山先生把「民主」當作目的。他所要建立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民主共和國，不但突破了數千年帝王專制的格局，在當時也是獨步於亞洲的，直到今天，更依然合乎世界潮流。

   我國傳統政治崇尚「清靜無為」，西方民主國家早期也傾向「管得越少，政府越好」。但是  中山先生在本(19)世紀初卻率先提出「萬能政府」的理念，主張現代政府應扮演一個積極性，甚至全能化的角色。西方國家則直到三Ｏ年代，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，以政府力量刺激景氣復甦後，政府的職能才日漸擴張。但矛盾的是，人們一方面希望現代政府是一個有反應、肯負責、敢擔當，而又具備高超能力的「萬能政府」；能夠為人民解決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又擔心政府職能過於擴張而流於極權專制，因此又希望現代政府是一個人民能夠操縱裕如的的民主政府。

經濟發展、社會公道

   就民生主義的時代意義而言，最重要的莫過於「經濟發展」與「社會公道」，相當於英文的Economic Developmemt和Social Justice；也就是  中山先生常說的：「發達生產以致富，合理分配以求均」。

   國家的經濟開發，往往是一個「從無到有」的過程；既要解決資本累積、人力資源和技術能力等問題，還必須克服諸多傳統社會非經濟因素的干擾，可說是件相當困難的事。因而  中山先生主張政府應負起民生建設的主要責任，應與人民「協力」、「共謀」民生經濟發展，他還首倡利用外資、外國人和外國技術，並主張：將來之實業，應建設於「合作的基礎上」。

   歐戰結束後， 中山先生眼看西方戰後經濟日益蕭條，曾以英文寫了一本題為：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的計畫書，後來我們翻譯成「實業計畫」；他建議歐美先進國家運用戰後閒置的機器、材料、資金和人才，由「國際共同開發中國」。  中山先生這種「國際共同開發」的先進理念，當時並沒有獲得強烈回應，但是，隨著歷史的發展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各國莫不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之務，以「商戰」取代「冷戰」。而致勝之道不在任何一個企業或國家單打獨鬥，而必須與他國合作，政府與企業更應密切配合，也就是  中山先生所說：政府與人民「協力」「共謀」經濟的發展。

   發展經濟固非易事，如何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，更是困難。  中山先生有鑒於此，因而在其民生主義中，特別強調防微杜漸，主張在發達生產過程中，就要未雨綢繆兼顧「合理分配」的問題，而所謂「合不合理？」，也就是一個「社會公道」的問題。

   雖然我們常說：「公道自在人心」，事實上，「公道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抽象概念，長久以來，什麼是「公道」？如何才算「公道」？一直都是哲學、政治、經濟和法理學上爭議不休的問題。而 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社會公道，乃是一種立足點平等、機會均等的公道；他所主張的「合理分配」，是社會上「大多數」的經濟利益「相調和」的分配方式，其方法並非「劫富濟貧」，而是幫助貧者致富，進以達到所謂「大家發財」的「均富」理想。

守經達變、彈性務實

   事實上，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社會利益衝突與調和的「可能性藝術」；至於民主的方式，並非「零--和」式的勝負對決，而是溝通、妥協、各有損益，也就是  中山先生所說的「調和」；以使整個社會獲得勝面最大，而負面最小的結果。事實上，  中山先生既非不知變通的教條主義者，也不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，而是一位非常實際的革命家與政治家。為了建立民國，他固然有十次起義失敗仍不氣餒的韌性，但為了達成革命的目標，他也頗具彈性的曾與會黨、保皇黨、兩廣軍閥、北洋政府甚至其他黨派進行階段性的妥協與合作，但又從不動搖其基本理念與目標。這個基本信念，就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先，以國家的生存發展為念。我認為像  中山先生這種「守經達變」的務實精神，正是我們處於此劇變（兩岸關係）的時代中，面對理想與現實未盡調和時，所要特別心領神會之處。

   二十世紀已經接近尾閭，一個新的時代正揭開序幕。時代巨輪不斷前進，我們決不可沈緬於過去的成就，而停滯不前；我們應該學習  中山先生寬闊的胸襟與遠大的眼光。  中山先生固然創造了三民主義，但他從未使三民主義教條化而刻意排斥其他的思想主義；更從不刻意凸出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的差異性，反而一再強調他們的共通性；因為  中山先生的思想本即是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之大成，他毫無一己之執或門戶之見。因此，  中山先生的思想主義，與其說是一種「意識形態」，不如說是一套合情入理的「天下為公思維」。

日新又新、再創新局

   總之，雖然世局在變，時代在變，潮流也在變，但是萬變不離其宗；凡思想主義之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合乎中國需要，適乎世界潮流者，必能永續存在於所有中國人心中，成為未來兩岸發展的必然方向。更何況  中山先生思想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，不僅不會隨著「意識形態時代」的終結而沒落，更必因中華文化的復興而發揚。在此歷史性的關鍵時刻，讓我們確實把握  中山先生思想的時代意義，效法  中山先生日新又新的精神，共同創造中華民族更為恢宏璀璨的新時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