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-03-10 宋主席訪日餐\會談話主題:全球化下台灣的挑戰與機會
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今(3/9)晚6:30於東京「全日空飯店」，出席４百多位包括東京親民會同志及旅日同胞歡迎餐會，發表「全球化下台灣的挑戰與機會」，受到熱烈歡迎，致詞內容如下：
Globalization：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－ Taiwan Resets to Thrive
全球化下台灣的挑戰與機會
各位中華民國最忠實的僑胞朋友，大家好！楚瑜今天很榮幸，有這個機會跟各位僑胞，報告一些個人對台灣與世局的觀察與思考心得，希望能拋磚引玉，讓各位先進們，能提出更多、更深刻的觀察與心得來與我們分享，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的參考。
楚瑜上一次來到日本，是三年前，1999年的六月，台灣正為總統大選作準備，我回去沒多久，兩國論的風暴使中共的飛彈瞄向了台灣。這一次來日本之前不久，韓國新總統就職當天，北韓的飛彈射向了日本海。一些共同的經驗，使我們有共同的擔憂，也有些共同的議題需要思考，楚瑜想跟各位分享的，就是這些經驗與想法。
三年來，台灣與日本都更換了執政者，國內外政經情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在全球，911讓溫和的美國一變而為受傷的雄獅，一場不同文明間的戰爭，眼看就要爆發。在亞洲這個區域，中國與韓國的崛起和復甦，改變了亞洲區域市場的結構，使日本與三小龍都不得不自我調整。而在台灣，民進黨政府的執政成果，讓國內外許多人，對他產生了信心危機。在全民的期待下，國民黨與親民黨，在二月十四日當天，簽署了共同聲明，決定為了有效解決台灣現今的問題與建構未來的願景，進行中華民國政治史上頭一次的政黨聯盟。
面對世局的挑戰，我們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執政者，執政者也不能把所有問題推給在野者。我們要檢討自己，雖然在任何國家，執政者都理應為國家的興衰，負最大的責任。但在民主國家，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，並且承擔錯誤決定的惡果。我們也必須不斷檢討深思，做出更明智的決定，才能修正當前的錯誤，脫出現有的困境，掌握世界的趨勢與社會的脈動，創造一個更好的前景。
換句話說，在朝在野的許多爭論，根本在於對整體形勢有不同的看法，那本來就是一個可以辯論與爭論的題目。有人把我之前關於台灣前途的講話，視為一種政治挑釁與「唱衰」，要一字一句的加以曲解反駁，而不能在思想層次進行論辯，其實那正是一種思想上的貧血，與對自身作為的心虛。面對劇變的時代，民主國家中的任何從政者，都有權利，也有義務，提出他對未來的觀察與看法，讓不同的意見進行辯証、選擇、測試、檢驗，這樣才能找出對國家、對全民最好、最可行的方案。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聲音，但必須有共同的語言，有就事論事的討論態度，才能讓真理愈辯愈明，才能讓民主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，而不是行政效率的殺手。 【四個不可擋的國際趨勢】
據我的觀察，有四個不可擋的世界潮流已經成形，或即將成形，任何國家與社會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
＜經濟全球化＞
第一個趨勢就是經濟的全球化，這點大家應該都很清楚。即使與全球化同時，反全球化的潮流也在擴展。就像杭廷頓講的，穿著牛仔褲，喝著可口可樂，心裡卻在問：「我是誰？」但反過來看，在全球各地反全球化的實踐者，有不少人身上穿的是牛仔褲，腳上踏的是NIKE，喝的是可口可樂，聽的是SONY的隨身聽。大家不清楚的、爭論的，只是全球化的程度與速度而已。
全球化到底進行到什麼程度呢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可說是一個指標。在此之前，沒有人相信，一個跨國公司可以僅憑金融與商業操作，就搞垮一個國家，甚至是一個區域內好幾個國家。但索羅斯証明這是做得到的，而且就算沒有索羅斯這種人存在，跨國公司的影響力與權力仍舊能以其他形式存在。1981年，奇異(GE)公司一年營業額只有 130億美元，20年後，2001年的營業額是1259億美元，比泰國全國一年的GDP還高(2002年，1148億美元)，差不多是新加坡一年GDP的1.5倍(2002年，856億美元)，如果列入全球國家排名，大約可以排到30名。只要兩個半奇異公司，就可以創造約略等同於台灣一年GDP的總值(2002年，2732億美元)，但美、日、歐洲，有類似實力的跨國公司何只十家？
以前，富可敵國只是個形容詞，現在卻是擺在眼前的現實。
在這種趨勢與商業的壓力下，任何政府想要用控制、補貼、鎖國的方式，抵擋全球化的衝擊，結果都是徒然。唯一的辦法是找出新定位，全力調整結構，跟上全球化腳步，才能順利渡過難關。彼得?杜拉克(Peter F. Drucker)與艾文?托佛勒(Alvin Toffler)都曾講過，新科技與全球化造成許多失業，但現在的失業問題與凱因斯那時代背景不一樣。如果純粹以社會福利手段處理失業問題，只會讓破洞愈補愈大。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，日本也有類似的問題，大前研一先生便曾在專訪中說，日本政府用補貼與救濟來搶救失業，卻因此債務愈來愈重，現在仍需努力尋求更根本的方法，來解決不景氣與失業問題。
全球化不是今天才開始的，我們都知道，蒸汽機和內燃機，如何改變了近兩百年的世界史！任何想要抗拒這股潮流的政府與社會，最後都崩潰而被迫接受新的工作方式。當年用戰艦與工業物流組成的越洋大軍，現在換成了電腦與資訊流，這是現在與當年的唯一差別。而這種差別造成的主要結果，就是國家控制力的弱化。說得誇張一點，今天全世界的企業與人們，對微軟的依賴度，可能還大過美國政府。這種時代，政府只有輔導產業轉型與強化體質，將國內一切事物都做到世界級水準，包括政府施政效率與民主品質，這才能創造一個具有足夠競爭力，能迎接全球化挑戰的環境。
＜區域整合化＞
在亞洲，日本與所謂四小龍，不只要面對全球化風暴，還要面對另一個挑戰：中國的崛起(The Rising of China)。
在日本與台灣，有些人把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威脅，也有另一部份人視為一種機會，於是就產生了兩條路線的爭議。威脅論者主張謹慎以對、戒急用忍、防止錢進大陸；視為機會的人，則把中國視為工廠與市場。結果呢？以這幾年來看，積極投入大陸市場的人多數都已獲利，威脅論者則普遍動搖。
舉個例子來講，日本過去不太看得起中國製的成衣。但是，有家UNIQLO公司用日本的產製技術跟中國大陸合作，用直營通路、零庫存的方法管理，然後拿到日本來賣，幾年內營業額從原本的8億美元大幅成長到50億美元，最近不但在江蘇崑山投資一間1330萬美元的工廠，還到英國去開店，在不景氣中創造出亮麗的業績。
這是運用世界級的管理，結合大陸低廉的人力成本，成功打進全球市場的實例，也正是區域整合最吸引人，成為現今主要潮流的原因。區域的地利之便，使得各種分工得以跨越國界，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，從而創造出世界級的競爭力，這比把所有資源都放在家裡的作法，要好得太多了。
從北美貿易協定，到歐盟成立與歐元發行，區域整合已是不可擋的一股潮流。國家意識最強的法國，也不得不打破戴高樂以來的獨立政策，決定加入歐盟，法國總統密特朗這時講了一句話：「法國是我們的祖國，歐盟是我們的未來。」這句話，很快就要輪到亞洲的國家來講了，東南亞國協已在推動與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組建自由貿易區的10+3計劃，那台灣呢？中國的崛起，已使亞洲各種市場，逐漸以中國為核心進行調整。當世界各國企業都跑到中國大陸做生意，週邊國家沒有理由不去，而同文同種的台灣，更沒有理由把對岸視為戰場，而不看成市場，這是一個現實問題。
看遠一點，區域整合其實不只是被動的因應，如果各國能掌握自己的特色，就可以創造更多開發的空間。舉個例來講，全球學華文的人已經超過了三千萬，華語文化是個成長中的市場，但文化產業需要自由的空氣，才能衝撞出閃耀的火花。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新加坡的政治環境，都沒有台灣自由民主，要他們立即改變，還不如與台灣合作。這就是一種互補，一種1+1>2的整合過程。當全球各區域都在進行整合時，亞洲的整合也勢在必行。任一國家的單打獨鬥，未來都將很難應付全球區域大企業的優勢挑戰。
其實，亞洲國家都應該記得自己類似的經驗，尤其是中國人。中國人未能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，趕上現代化的列車，足足吃了150年的苦，現在才有點甜頭。全球華人現在有大陸的市場與勞力，香港、新加坡的商業與金融基礎，台灣的技術、管理、與自由民主環境，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些優點好好結合起來，互補搭配，創造更大的優勢？這是千載難逢的契機，如果我們再度錯失，全球華人還要再等多久，才能揚眉吐氣？這就是為什麼要以經濟作為區域整合的切入點。
＜政治民主化＞
相信大家都還記得，以往在僑社，Free China（自由中國）的名聲與勢力都比Communist China（共產中國）來得大？因為民主自由平等，已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，這種心理上的認同，無法被實質的誘惑取代，讓我們永遠有生存的空間。
我的母校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(Berkeley)一位教授，就是「政治人」(Political Man)這本書的作者，知名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(Seymour Martin Lipset)曾講過，財富與教育的增加，容易形成一個開放的社會基礎，這將有助於養成民主政治。而在民主政治中，取得政權的「合法性」，與施政的「有效性」，會成為兩個互相影響的變數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施政不能讓民眾滿意，資源與權力的分配不能公平，這些有效性的失敗，會刺激社會產生調整的企圖，影響執政者的合法性與穩定性。這種衝突與共識的過程，在每個社會中都會進行，不過在極權封建社會中，必須有一個大幅震盪的鐘擺型運動，才會產生實質的改變。而在民主，社會中的衝突與共識，可以透過選舉等方式，不斷進行微調式的動態平衡。
當全球都走向資本主義的時候，隨之而來的教育、資訊、交流，勢必築成一個個的開放社會，而民主政治亦將隨之而來。只要脫離了計劃經濟，大家都有自己找飯吃的能力，政府的控制力便會從絕對變成相對，進而喪失完全主導一切改變的能力。最後只有在民主微調與革命劇變中作一選擇，而大多數人，都會選擇民主，而不願意面對可能會讓自己一切灰飛煙滅的革命。
所以，在中國大陸開放二十多年後，江澤民先生在過去十年間，政策轉向經濟掛帥，跨出大陸經濟轉型的重要一步；新一代的領導人胡錦濤先生，也於日前提出「三個為民」:「權為民所用，情為民所繫，利為民所謀」。講穿了，就是在向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民主觀念小步靠攏。這是一個趨勢，一種定律，誰也無法擋住。
再舉個例來看，現在上海的聲色犬馬，在十五年前，還被視為精神污染，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大批出國遊學留學，在網路上與中國以外的人交往，同樣也是以前無法想像的現象。
台灣經濟現在大約只領先中國三至五年，但民主政治至少領先二十年，大前研一先生也要我們珍惜這些成就。但他說五年內中共會改變，兩岸會統一，我認為還是太樂觀了點。
我個人認為，拿台灣和新加坡的經驗來看，要從威權過渡到民主，首先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我所謂的「開明專制」(Benevolent Authoritarianism)，由一批年輕菁英，懷抱熱情(Dedication)，以專業的紀律與效率，創造富裕的經濟、公平的社會、良好的教育、以及全體的價值與共識。有這些條件後，才能讓整個社會經歷民主初期的衝撞與震盪，而不致於崩解。然後才有時間調整全民的認知，讓民主政治朝向優質化發展。
這條路，台灣走了最少二十年，現在才走到優質化發展階段；而中國大陸，才剛開始踏入這段旅程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要怎麼對待中國大陸的改變趨勢？
邏輯上，有三個可能的選擇：
1.搗亂(Chaos)。見縫插針，遇洞灌水，把中國搞垮。問題是，一旦中共垮掉，大陸紛亂，光是難民潮就會弄得中國週邊國家雞犬不寧，美日安保條約為什麼要修改，讓美日可以聯手處理難民問題？因為大家都怕中國崩解。
2.對抗(Confrontation)。持續對立，不跟他往來，看他怎麼變。在國際經濟趨勢下，這好像也不可能。尤其一心反恐的美國人，太需要中國與他合作，來協助抑制北韓等國家，穩定亞洲的局面。美國立國以來，只在亞洲連續打輸兩場戰爭。所以，他們對自己單獨處理亞洲問題的能力，有點信心不足，不太可能把能賺錢的市場，變成戰場。
3.轉變(Change)。似乎這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，只有協助中國順利轉變為一個開放國家，以軟化內在的激進主義(Radicalism)。一個經濟發達、教育普及、民智已開的國家，即使他的領導者再想打仗，再有理由開戰，也必須面對許多不同的聲音。民主加上市場的經濟誘因，任何還有一點理性的執政者，都會以穩定為主調，而不是戰爭。
換句話說，持續開放與經濟發展的中國朝向民主前進，是必然的。我們要有耐心，還要有關心，不但要三通，還要在心靈上建立第四通，協助他們朝向善良的民主自由社會發展。中國古話說：「四通才能八達」，這才是亞洲穩定的真正助力，才符合整個區域長遠的利益。
＜和平至上化＞
當恐怖份子撞向紐約世貿大樓，全世界至少有一億人為美國人祈禱；但當美國人未能提出制裁伊拉克的充份理由時，立即就有一千萬人在全世界各地走上街頭。自由與平等、和平與共享、開放與交流…，都是這個時代最被普遍認同的價值。
在麥克阿瑟那個時代，「勝利，無可取代」；但現在，和平，才是至高無上、無可取代的價值。輸贏，只是一時的感覺；生命，遠比任何的輸贏更有價值。在上一個世代，鋼鐵與火藥決定人們的命運；但在未來的世代，富裕與尊嚴(Prosperity & Dignity)，才是無可抵擋的武器。
尼克森在他的遺著「Seize The Moment」(直譯為「掌握契機」，中譯本名為「新世界」)的最後一章，特別強調美國應為世界建立一個「和平架構」，並且發揮「積極道德」(morality of aspiration)，超越現實，不靠戰爭就贏得和平，所以報復不如和平演變。在同本書中也提到，美、中、日本、前蘇聯，是東亞和平的四個支柱，如同凳子的四隻腳。
問題是，前蘇聯的影響力開始弱化，中共的北海艦隊出現在台灣東海岸。那只表示一件事：就是中共已無後顧之憂，可以抽出他的兵力來進行東向與南向的海權擴展。
這次美國為了攻伊，鮑威爾國務卿前往北京協調，卻沒有前往莫斯科，說明了在美國心目中，中俄戰略地位的變化。
既然中共的重要性提升，台灣問題就會變得更為敏感，因為這會牽動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。從亞洲全局的角度來看，對於台灣在國際戰略中的位置，各國的選項其實不多，只有三個：1.讓台灣成為中共面向太平洋的跳板。這是日本與美國都不能接受的狀況，台灣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，每年至少五億噸的物資要由此通過，平均每十二至十五分鐘，就有一艘船隻通過台灣海峽，將貨物輸往日本。美國要求日本延長防衛圈到一千海浬，就是為了怕台灣一旦被中共取走，整個東北亞的權力結構都要產生劇變。
2.標榜和平的甘迺迪（John F. Kennedy），不可能讓蘇聯飛彈放在古巴，對準美國；中共又何嘗會接受台灣成為大陸的「古巴」。中共對世界強權強行進入中國週邊地區影響到他的安全，特別敏感。韓戰、越戰、珍寶島、印度等，都是因此開火。九六年台海危機，美國航艦進入台海北端又立即退出，其實也是因為瞭解到中共的決心。
3.所以，只有第三個選項，就是讓台灣成為一個各方權力的緩衝區(Buffer)。Buffer有兩個層面的意義：一個是空間上的緩衝，讓台灣不要成為強權軍事衝突的引爆點；另一個是時間上的緩衝，讓海峽兩岸有足夠的時間，將經濟、社會、與政治制度調整到類似的水平，以利未來的整合。所以，只要台灣維持現狀，對各方都是最有利的選擇。台海一旦有事，美國、中共、日本勢必牽扯其中，東亞和平之椅的四根椅腿斷了三根，整個地區都要受害。這就是我在台北演講時所提到的時間與空間相互轉換的戰略－「用空間換取時間，以時間改變空間」。也就是說，用經濟、文化、社會等等合作的空間，換取整合的時間。
我講的維持現狀(Status quo)，不是一種靜態的不變，而是一種動態的均衡(Dynamic Equilibrium)。正如同美國與日本，是貿易上的競爭者，卻是戰略上的伙伴；台灣與中國大陸，也可以一方面是經濟上的伙伴，另方面卻是民主社會制度方面的競爭者。
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不通，講穿了，是心理問題，是恐共症作祟。這也不能怪台灣，一個六四天安門加個千島湖，真的把台灣人嚇怕了。最近有了改變，才慢慢讓大家回過點神來。另方面，中國也有恐台症，只佔全國人口不到6%的54個少數民族，卻佔據了中國約60%的戰略要地，包括西藏、新疆、蒙古、雲貴、廣西，都是少數民族的地區，而且部份還在鬧獨立，如果讓一個漢人的小島獨立成功，中國政府要怎麼對其他少數民族交待？如果中共政權一口氣喪失60%的領土，那不是要跟前蘇聯一樣解體？我看任何執政者都不會去揹負這樣的歷史罪名。
心經上講：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，現在台海兩岸的問題核心，根本就是那個罣礙，那種不信任所產生的恐怖，使得雙方「顛倒夢想」。照大品般若經的說法，「顛倒」有三種：
4.想顛倒，即對現象產生錯誤的認知；
5.見顛倒，即對所知產生錯誤的見解；
6.心顛倒，即產生前兩者的心識，即是虛妄亂猜。
台海兩岸現今正是這個講法的寫照，一個叫對方要先說不武，一個叫對方要先宣佈不獨，對對方一切語言動作都超級敏感。他講包機可以通，這邊就假想他們怎麼用民航機來突襲；這邊講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，那邊就有人解讀為是否有台獨的可能；當大家都不講話的時候，一邊懷疑有人陰謀要把台灣賣給中國；另一邊，又懷疑台灣在搞漸進式的台獨（暗獨）。雙方都互不信任，這不就是想顛倒、見顛倒、心顛倒的病狀嗎？
我們要講第四通，講心通，也就是心靈溝通。就是要兩岸先去除心中的疑慮與恐怖，才有辦法讓實際的交流正常化。
兩岸和平必須基於這種心通，才會產生真正穩定的架構。所以我前面特別強調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用時間改變空間」的大戰略構想。台灣的經貿與僑胞的力量要結合起來，全世界就是我們的舞台與空間，以此累積我們的實力，讓我們與大陸都有時間進行調整與改變，而且能將這些改變普及化，落實在全中國，到時兩岸的整合，便成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。而現在，兩岸應在一中的屋頂下，尊重中華民國的憲法，及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，於國際非政治性組織中推動兩岸兩席；再以「三段三通」的作法推動兩岸和平進程，從經濟的交流（Economic Interflow），進到社會的互動（Social Interaction），步入政治的整合（Political Integration）。既有共識，亦有競爭，這才是兩岸和平進程的雙贏策略。
沒有人願意讓兩岸人民生靈塗炭，沒有人願意讓台灣人民坐困愁城，如果中共現在拿回一個人民已經習於民主自由的台灣，勢必成為火紅的燙手山芋。而台灣若於現在宣佈獨立，也勢必成為千夫所指的和平殺手。我們只有用更開放的心胸，世界級的眼光，來要求自己，改進自己，才能為兩岸中國人找出和平的新出路。
【世界級的自我要求】
當我們認清了經濟全球化、區域整合化、政治民主化、和平神聖化，這四個世界的潮流趨勢已不可擋。我們很快就會發現，二十年前所學的、流行的那些經濟、政治、國際關係的概念與作法，很多已經不適用了，那我們現在要怎麼辦？
沒有怎麼辦，要求自己做到世界第一名，最起碼是第二名，就只有這麼辦。全球化的世界很現實，競爭很激烈，不是你不好，而是只要你不夠好，大家就打包落跑。
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強調，台灣要從淺碟式的思考中脫身出來，重建重視打拼與公義的核心價值。要重視戰略思考，找出定位與方向。要徹底進行政府改造，將現代管理概念引入政府運作，強調的是執行力，而不只是法令。這一切的努力，都是要求我們的政府與政黨，不要只會喊口號、噴口水，而要珍惜我們的成就，善用我們僅有的資源，讓台灣政府的效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，讓台灣的投資與經濟環境舉世無雙。我們不一定要樣樣第一，但對於我們做得到，也應該做、必須做的事，必須做到世界第一。
我提出的是一種態度，一種信念。我們要面對的是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，政府不能一天到晚催眠人民，說我們已經有進步了，不要再哀了，再哀就是唱衰台灣了。我們要知道，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環境，不夠好就是不夠好，有進步但還是不夠好，那就還要再進步，才能迎頭趕上，這才是務實的態度。你看看中國怎麼崛起的？是靠信心催眠嗎？不是，人家是在遙遠的後方，摸著石頭跑步過河過來的，大陸許多工廠牆上漆著醒目的標語：「今天不努力工作，明天努力找工作」，他們是靠不斷逼迫自己才趕上進度的。舉個例來講，台灣與日本，花了將近三十年，零售通路才從雜貨店變成百貨公司，再進步到7-eleven與大賣場並存，中國大陸主要開發地區，卻在十年間就走完了三階段，其中的風險、轉折、損失無以數計，但他們走過來了。
日前我訪問新加坡時，李光耀先生與吳作棟總理都提過同樣的看法，他們告訴我：新加坡花了30年才有今天的成就，但中國大陸主要城市要達到相同的水準，絕不需要30年。所以新加坡不把中國大陸當成一個威脅，而把大陸當成一個伙伴，一個雖有競爭，但仍可共同發展的伙伴。
中國大陸有低廉的勞力，有龐大的市場，台灣憑什麼與他們競爭？當然只有先進的管理、應用技術的經驗、無限的創意、與自由的環境，還有一搏之力。我們是從政的人，是要領導政府、決定政策的人，如果我們自己管理的政府，都不能調整到世界一流，我們憑什麼要求企業主與勞工們要努力調整自己，趕上世界一流水準？
這就是我對自己的反省與要求，也是我們親民黨與國民黨合作的基調。我們不能再在歷史恩怨的漩渦中纏繞，不論那來自自身的經歷、組織的對抗、歷史的錯誤、還是族群的偏見。我們必須讓力氣用對地方，務實的認清現狀、精細而深遠的觀察未來，切斷不必要的、沒有生產力的糾纏，將所有力量用於打開台灣現有的困境，這才是我們這一代政治人物，所必須完成的使命。
就像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講的，政治人物不能再靠電視上的笑容來討大家歡心，再以連任到無法連任為主要任務，而必須分擔對這個世界長遠願景的責任，勇敢的前瞻思考，並成為公眾的榜樣。
易經上講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化而裁之謂之變，推而行之謂之通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謂之事業。我們今天從事的事業，就是為台灣，也為兩岸的中國人，打造一個和平而光明的未來。讓全世界十多億的華人，都能在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環境下，不受種族歧視，不受戰火威脅，不受威權制壓，擁有一個自己可以實現的願景與夢想。
【國親合作：一個Reset的開始】
我常講，歷史該是面鏡子，而不是根繩子。鏡子，讓人看清自己的作為，看見前人的錯誤，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樣的錯誤；繩子則是一種糾纏，讓過去的冤孽，影響現在人的理性思考。台灣與中國會分成兩邊，中國與日本的恩恩怨怨，族群之間的糾葛仇恨，都是種種歷史因素累積而成的結果，要讓這些事件變成我們借鑑的鏡子，還是糾纏不清的繩子？正考驗著我們─包括台灣與大陸的人民，與相關政治人物的智慧。
我們需要的是一種Reset的歸零思考，而不是Repeat過去的錯誤。有人告訴我，老年心態的特徵之一，就是只會Repeat，而不敢Reset。
縱觀古今中外，文明社會總是在Reset中成長，而在Repeat中衰敗。二次大戰後，艾德諾帶領德國，戴高樂帶領法國，化解了兩個民族百年恩怨，簽下煤鋼同盟，開啟歐洲整合的大門。他們年紀都不小，但他們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時代。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，死的時候不過四十多歲(A.D.1604~1651)，卻在任內實施「鎖國政策」(A.D.1633，時年29歲)，使日本從當時東亞最先進的國家，變為最保守的國家之一，與西方進步最快的時代錯身而過，慢了兩百年才追上進度，這樣還看不出老化心態和Repeat的可怕嗎？
面對世界的變局、面對全球化的挑戰、面對自身經濟泡沫崩潰的危機，台灣，甚至日本，都需要認真思考，如何在觀念上、作法上，進行一次勇敢的躍進與嘗試，進行一次全面的歸零思考，進行一次有意義的「創造性毀滅」。
那不是一種劫富濟貧的重分配革命，不是一種拋棄現有一切的情緒性反應，而是一種深思，深思我們要如何以有限的資源，同時面對這麼多挑戰，同時兼顧現在生存與往後幾十年發展的努力。那需要一種戰略性的眼光與洞見，一種沉穩的思緒、廣闊的心胸、捨得的氣度、勇敢的探索、和龐大的行動力。
這就是我們講的Reset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要保存優良的傳統，保護具有競爭力的核心價值，發展新的方法以取代舊有的作風，例如：以打拼的精神、自我的要求、及現代的管理知識，取代對黑金的姑息、對權力的迷戀、對錯誤的掩蓋、以及過度的敵我意識與不安全感。
改革、開放、進步，與封建、守舊、復辟間的區別，就在於前者致力於機會的均等和公平的競爭，而後者致力於權力與資源的獨佔，與不擇手段的消滅雜音。
所以當我與連先生宣佈合作時，我們心裡都很清楚，我們不是在Repeat過去未走完的路，而是一種Reset，我們不可能再走回過去的威權與黑金老路，也不能再讓台灣陷在口水戰中而無任何實質改變，我們必須摸索創造一種新的政黨合作模式，研究出解決台灣困境的途徑，並且落實執行，讓大家享受到真正的改變。
台灣必須有一套新的價值觀念，一套新的戰略思維，一套新的管理方法，才能扭轉現今向下沉淪的趨勢，而這就需要一組新的執政團隊，來創造新的願景。
核心問題在於「執行」。這就是彼德?杜拉克講的，主政者必須隨時搞清楚「What needs to be done?」重點在於Need（需要），在於done（完成）。我們要求，所有的構想，必須基於三個條件：可行、可贏、可為─要能落實執行，要能贏得選戰，要能讓台灣人民享受到實質的改善。而且，我們要從自己的政黨開始做起，摸索出對全民最有利的模式與組合。
國民黨與親民黨，就是基於這樣的思考而結合。在現實的政治面，國民黨在立法院只有六十多席，親民黨只有四十多席，任誰都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取得政權。即使其中一黨單獨贏了總統大選，也不可能在接下來的立委選舉中，暴增兩至三倍，取得國會中113席以上的過半席次，如此當然無法順利執政。但如國親合作，共同努力，再多增加十幾席，卻是個不難達成的目標。在長遠的操作面，國民黨需要親民黨的執行團隊，親民黨也需要國民黨的財經團隊，我們可因結合互補，而產生1+1>2的綜效(Synergy)。在競爭面，一個體質好的政黨，絕不會因為與他人的合作而泡沫化，反會因為內部良性競爭，而使雙方隨時要改變自己、修正自己，開發更多的潛在支持者，進而擴大雙方的影響力。
正如同德國的例子，由於選民對兩大黨的失望，投給這兩大黨的選民比例，從1976年的82%，降到1990年的62%。新興的綠黨(1980成立)及新右派，取得了相當的認同與地位。形勢移轉使得原本兩大政黨必須與理念相近者結盟。於是親左的政黨，與親右政黨，分別結成政黨同盟，形成全德統一後德國政局的主要模式。
所以我在2月24日，跟我們親民黨的同仁們強調，國親合作絕對不是一種零和遊戲，而是一種互相信任，創造雙贏的非零和遊戲。我們必須跟黑金徹底告別，我們也不會是舊體制的復辟，復辟是Repeat重犯過去錯誤者的專有稱號，我們要做的是Reset！
我們必須記住，如果我們有機會進行二次政黨輪替，那是因為第一次的輪替並未能改變過去的錯誤，人民對此並不滿意，人民才會讓我們再有一次改變的機會。我們這一代以及以後的當政者，都不應該拿前朝的錯誤，當作合理化自己控制慾的藉口。
在織田信長要求他的士兵，每人扛一枝十幾尺長的桿子走上長篠之戰的戰場，築成一條條防馬柵欄之前，沒有人相信打不準、射速慢的火槍，可以粉碎武田家迅如雷霆的騎兵。在阪本龍馬等人發表「船中八策」，奠立明治維新的理論基礎之前，沒有人相信幕府制度會徹底從日本政治中消失。在麥克阿瑟走出日本皇宮之前，也沒有人相信這位第一個帶兵踏入日本皇宮的將軍，竟是日本政治與經濟的再造與再生的使者，一個軍國擴張的時代，就此畫下句點。
在明年大選之前，也會有很多人持續懷疑，國親的合作到底會不會成功？我可以告訴各位，我們都很有誠意，一定會成功，也一定要成功。
對過去的錯誤，我們永遠謹記在心；對大家的承諾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；對創造美好未來的嘗試與努力，我們也永遠不會放棄。
講了這麼多，還是要拜託各位。親民黨不可能憑一己之力，改造整個政府與社會。因此，如果您贊同我們的理念，請您幫助我們。跟我們保持連絡，隨時提供建言，讓我們隨時知道那裡做對了，那裡還要修正。因為，各位是台灣公義力量的延伸，是台灣與世界第一線的觸角，大家都該有「凡我所在之處，就是台灣」的認知，楚瑜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共同努力，能讓台灣人走到全世界每個角落，都能得到他人的讚賞與尊敬。
謝謝各位！
